曹鹏：文化学者、美术评论家、画家、报刊工作者，先后在南开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十年，获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，主攻艺术与传播两大专业，旁及文史、茶艺、美食等杂学，兼任多所大学教授，创办并主编过《中国书画》、《中国印》、《美术图书评论》以及《主流》杂志，出版有《大师谈艺录》一二两册、《闲闲堂茶话》插图本、文博书画大师丛书《启功说启功》、《黄苗子说黄苗子》、《许鸿宾说许鸿宾》等。
“文化之为文化”是我在创办并主编《中国书画》时拟定的刊训，其实也是我对中国书画的理解。古人说，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”，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，是因为有书法、绘画、印章等各具特色与个性的艺术门类。文化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特性。文化之为文化，是因为凝聚了知识、智慧与创新，无论是哪种艺术形式，不管在技巧上与欣赏效果上达到了怎样的高度，抽去了知识、智慧与创新，就没有生命力。
文化是艺术的灵魂。没有文化的书法，只是好看的字，而没有文化的画，也只是美观的画案与色彩。所以，对一位从事书画艺术的专业人士来说，在掌握了技法之后，有没有文化、文化水平高低，就成为其品格雅俗、成就大小的关键所在。
自我定位
我常常不知在交际场合怎么自我介绍。因为很难准确地讲清楚。所以，在什么场合，用什么身份，完全视情况而定，如果有人见过我在不同场合、甚至在同一场合与不同的人自我介绍，会奇怪我怎么角色总是在变，从任职单位到职业、职务。我的活动空间范围也不限于一个城市。著名学者、批评家李幸教授是知我者，他说：“曹鹏是真正的中国人，同时生活在北京、广州、云南。”
了解我的师友们都把我归为杂家。我的经历与职业、专业，相对同时代人来说，比较复杂，有些像孔夫子所谓“多能鄙事”，以至于同时活动在美术、收藏、新闻出版、教育、茶学、兰花、餐饮、国资委与企业投资几个互不相关的领域，能称得上有专业头衔也即分别专门发表过论文、作品与专著的，就有画家（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书画报》等发表作品）、美术评论家（出版过多种专著并发表大量文章）、文学批评家（出版两本专著、上百篇文章）、报人（《经济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资深编辑、《中国书画》杂志创办者）、新闻传播学者（出版多种专著并发表数百篇论文、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）、收藏鉴赏家（数种专著并发表多篇文章）、教授（华南理工大学、云南财经大学等六所大学讲座、客座兼职教授）、茶人（出版两本茶书，在茶刊上开设专栏）、兰友（在专业兰花刊物上开设两年兰花文化专栏）、美食家（创办过中央大报第一个美食专版、发表文章二十余篇）、省国资委领导（挂职任云南省国资委副主任）、大型公司独立董事（大连天歌传媒）与咨询顾问（国内多家机构，其中包括江阴日报社），还时而上电视做谈话节目，比较固定长期的如安徽电视台“旧闻新说”。
可能在哪一个领域我也不是最有名的，不过反之亦然，在上述每个专业领域，不仅仅是我自以为而是各专业的行家普遍以为，我还是足够称职的。我能兼通跨度非常大、彼此不搭界的多个专业，完全是出于偶然机遇。有知己当面说过，这也许是因为在事业上没有太一帆风顺，在前进或上升的道路上难免遇到阻碍，于是横侧便生出了许多枝杈。宋人曾云，“此人不能使闲，遂通百艺”。我虽不敏，颇合此言。有评论引明人论沈周的话“分其才艺，足了十人”以褒奖，则在下万万不敢当。我一直都把自己在几个领域都有幸跻身专家队伍，归功于给我设置过障碍的人。当然，我更要感谢那些在不同的领域给我以机会与荣宠的贵人。
我的两大主攻专业是艺术与传播，既不仅仅是艺术的传播，也不仅仅是传播的艺术，而是艺术与传播的结合。也就是，既是艺术家，也是传播者。
我自己的定位，首先是文化人，其次是艺术家。不管我的职业与职务有多少种变异，我的本色面貌，是一个热爱真善美的知识分子，一个好学的诗人。如果让我只保留一个身份，我选择画家。
所以，在我上文没罗列的头衔里，还有一个是我特别看重而且引以为荣的，云南省画院画家。我在云南不到两年时间，当地的杂志《影响力》、《兰界》为我做了三次重点专题推介，都是作为画家而非地方官员。云南省画院特聘我为该院画家，这种荣誉对一个挂职省国资委副主任的领导干部，是不同寻常的殊荣，作为严肃的省一级文化机构，云南省画院当然不是冲我的职务而发聘书的。
遍学百家
我的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好学。从小养成了学习的习惯，掌握了学习的方法，而工作之后，有机会结识中国文化界、艺术界最有成就的群体，并且登堂入室，近距离观察了解学习，这使我收益甚大。
常有人以为我是美院毕业的博士，其实，美院毕业的博士根本无法接触到如此众多的大师名家，他们最多能跟导师与本校本系几个前辈学习。与其他美术专业的学生相比，我有太多的优势，因为职业、职务的便利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全国范围拜访自己最想见的大师，而且几乎没有遗漏，学习成果与体会就是两卷上千页《大师谈艺录》以及《启功说启功》等系列丛书。内行专家以瓦萨里相誉，实非无因。只不过，瓦萨里只是进行艺术历史的记录，而我则在记录历史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拜师学艺。我从来没有拜过艺术家为师，但是不是没有老师，更不是自学，而是遍学百家。
我的美术评论家与美术杂志主编的身份，赋予我与大师进行交流时能够平等而非仰视的特权机会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是国内最有地位与名望的大艺术家，待我也是宾主之礼，而非师生之礼。这让我可以自由发问，而不必顾忌执弟子礼的约束。
一位艺术大师有一招或一点真知灼见教给我，几十位上百位大师集合起来就不得了。我再笨，也还不至于花费时间精力找到一位大师请教艺术若干时辰、若干次，连一点独到的东西都学不到吧！

客观地说，我一直还算是个好学生，所以能在名校本科、硕士而博士地混下来，全是硬碰硬高分（尤其是英语）过关。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，我跟同时代的大师们学到了太多的东西，虽然是私淑的性质，其实说是师出名门也并不过分。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由于我所请教过的大师们，大都年事已高，因此，在接受过我的长篇访谈后，有不少位陆续都已辞世，随便一数，就有阳太阳、启功、史树青、王世襄、张仃诸位前辈。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文化艺术的断代，这批大师之后，几乎短时期看不到有接班人能跟上来，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所完成的遍访大师工程，是不可复制的，因而，我的艺术学习经历相当于绝版单传，是极其奢侈的顶级配置。不夸张地说，对于中国书画专业来说，从来没有、也再不可能有谁做得到就艺术问题对如此多的大师集中进行访谈。这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。
当然，我的老师不仅仅是大师，古今中外，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，只要我从之学到了东西，都是我的老师。我的学习方法有异于一般画家之处，是我以美术批评与理论研究的形式，把对每一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的研究与分析心得收获，写成文章发表或出版。甚至一些成就或水平并不是国内一流的书画家，有的甚至会称为我老师的同行，也往往能教给我从其他地方所没学到的东西。